社会为什么需要企业？
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追溯至国家与社会理论。 20世纪早期，许多学者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其中，波兰尼（Karl Polanyi）的“国家—社会”理论和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大结构/小结构”理论比较有名。这些理论从不同角度解释了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波兰尼的国家—社会二元论认为，存在着一个国家与社会的分化。国家是一种制度安排，它具有强制性权力；社会则由作为经济、文化和道德实体的个体构成。国家与社会彼此依赖，相互影响。在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中，个人先于市场而存在，他们结成社会，发展出文化，然后在市场交易中形成团体和机构，最后组成国家。反过来，国家建立秩序，提供公共产品，创造市场和机制，刺激投资和增长，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基础。
当然，在波兰尼那里，经济与政治是两分法——这意味着政治是国家与社会的组合。然而到了后来，我们认识到许多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是分不开的来讨论的，比如金融危机。我们现在更多关注的是结构性问题，如资本积累、全球化、不平等、失业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需要超越国家框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国家和市场的边界变得模糊了。这种趋势在当代中国更加明显——我们谈到GDP会不由自主地微笑，谈起财政赤字和政治斗争又会不由自主地皱眉。
不过，无论是国家干预还是放松管制都不是目的，经济发展的根本在于通过公平和效率分配经济增长的利益以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终极目标。 回到问题本身，企业作为一种经济实体，它本质上是国家和社会的产物。
一方面，它是市场机制的产物，受利益驱动；另一方面，它在本质上反映着国家的意志，受到政府的影响。没有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就没有企业对利润的追求。同样，如果没有企业对利益的追逐，也就没有国家职能的有效发挥。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如何有效干预微观经济活动，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经济增长是一个持久的问题；从小企业的角度来看，如何在宏观环境中趋利避害，适应政策要求，谋求长远发展也是一个永恒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