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已经出现了三次较为严重的经济危机。 第一次是1987年到1988年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被称为“货币危机”；第二次是1993年～1994年的通货膨胀加剧、宏观经济失衡，被称为“财政危机”或“债务危机”；第三次就是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
对于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以及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和影响，目前学术界和业界讨论得比较多。我个人认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还是很大的，特别是就业压力非常大，因为中国有9亿劳动力资源要解决。如何稳住经济增长，保持金融稳定，同时减少失业人数，这将是未来几年中国经济最大的难题。 除了当前正在经历的国际金融危机外，导致中国出现经济危机的根源还在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彻底，市场体系不完善，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和政府的过度干预。从根本上说，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才是预防经济危机的根本之策。
危博豪优质答主2018年中国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回望历史，40年前的起步是艰辛的，但改革没有停顿，开放没有止步，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是在探索中一路闯关的40年。2013年以来，在中国经济增速接连告别两位数增长之后，“新常态”、“三期叠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质量发展”等成为中国经济新标签。
中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依然很多。从国内看，经济下行压力较大，部分领域风险隐患增多，一些地方和企业反映实体经济面临困难较多，民间投资增速有所减缓，金融等领域仍存在风险隐患，脱贫攻坚还有一些“硬骨头”。从国际看，世界经济复苏进程乏力，主要经济体走势和政策取向继续分化，保护主义倾向抬头。
在这一形势下，如何分析判断中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如何破解目前的发展难题，如何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成为摆在政府和学界面前的重大课题。对此，《南风窗》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张卓元。
中国经济没有进入大周期下行阶段
南风窗：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中国经济自2010年进入增长减速通道后的延续，但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即将开启新的一轮大周期，您如何看待这两种观点？
张卓元：中国从2010年第二季度开始，经济增长速度回落，由12.1%快速跌到7.5%，此后基本上一直在7.5%上下徘徊。这种回落，究竟是高速成长期结束后的正常回落，还是出现了异常情况？对此，学界存在一定分歧。一些学者认为，中国自2010年起已进入大周期的下行阶段。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周期认为存在为期50-60年的大周期，每个大周期又包含6-11年的基钦周期、9-10年的朱格拉周期和20年左右的库兹涅茨周期。根据熊彼特周期理论，中国大约从2010年开始进入下行期。
我认为，迄今为止，中国经济总体上还处在高速成长期，并没有进入大周期下行的阶段。从基尼系数、城乡二元经济的度量等指标来看，中国当前都处在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阶段。按照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中国尚未进入刘易斯拐点。一些学者根据其他指标，如城市化水平和经济规模占世界的比重，认为中国已过了高速增长阶段。这些指标在确定增长率上是相关的，具有联系性。但是，它们都还不能作为判断发展中国家是否进入高速增长期的决定性指标。因为，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初始水平不同，各个国家进入高速增长时期，以及从高速增长期向高收入国家过渡的时间也不同步。有的国家用20-30年，如“亚洲四小龙”；有的国家用40-50年，如日本。不能因某种指标超过国际上某种标准，就认为过了高速成长期。
我认为大周期的性质不是由某几个指标（如基尼系数、城市化率、对外贸易依存度）决定的，而是由各国的工业化性质和工业化程度以及由此决定的经济增长阶段来决定的（如从农业国迈向工业国等）。只要各国处在高速成长期，其经济增长率就高于高收入国家。如果以此为依据，中国处在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尚未进入熊彼特周期意义上的大周期下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