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有企业负债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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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中国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确实比较高;其次,这个问题可能不太准确(因为企业集团有集团财务公司,很多项目会放那里),应该问“地方国资系统/部门”的资产负债率才更合适;再则,这跟是否地方政府管得很宽也有关系——因为政府要搞基建,就要上杠杆,而基建资产大多属于地方国企,所以…… 当然,说这么多,并不是想说“地方国资系统的资产负债率最高”这种观点错在哪里。恰恰相反,我想指出的是:这个观点太粗浅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我们常认为国企是财政、是国资系统的一部分,因此看到国企高负债就下意识觉得“国家负担重”。但事实上,大多数国企都是独立的法人主体,它们有自己的董事会,也拥有自主经营的权利。它们可以自主选择投资项目,也可以自主决定融资方式——哪怕向银行借款、发债券,其实也是一种投资选择。 也就是说,从法律意义上讲,国企与政府是在平等的主体位置上的。政府虽然会干预市场,但这种干预是在有限度和范围之内的(不然市场经济这个词也就没有意义了)。

第二、从现实角度来说,目前中国企业(包括国企和民营)的资产负债率已经处于比较高的水平。2016年,全社会的总资产规模已经达到1358万亿,比2015年增长7.4%,而当年GDP规模不过567万亿元,这意味着中国的企业平均资产规模每突破一个基数就需要多创造5.2%的GDP。 另一方面,我国企业的盈利水平也比较低。2016年全社会营业收入总额达到59.26万亿元,但利润只有5.26亿元,扣除掉税收部分后,最后实际用于投资者(股东)的利益恐怕更低。如果考虑到金融企业本益分离的情况(央行数据中,银行的利润大部分都交给财政部了,其实也就是交给了国家),那么整个经济的总杠杆率肯定还要更高一些。 所以,与其批评某一类企业(或者某一部分国资)负债率高,不如好好想想为什么我们的企业会在资本市场上不断融资,为什么他们的投资回报如此之低甚至要把盈余全部上交?

第三,说到债务问题,我们通常只看到了显性债务,却忽视了隐性债务。所谓隐形债务,是指各级政府在从事公共事务管理时,为了达成政策目标而产生的各类支出,这些债务往往不被允许计入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内(尽管有些可能纳入预算管理),但实际上却确实存在并且需要偿还。 根据国际惯例,政府债务分为三类,分别为债务资金用途区分、偿债责任主体区分、币种区分,其中前两类尤为重要。

根据《政府会计准则第10号—债务》,债务按其流动性分类,可分为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分别由当期和未来各期偿还。 但无论采用何种方法进行分类,只要是负债就必须履行还款义务,并且由此产生的利息支出也属于政府支出的范畴,应当加以确认。只不过不同类别的政府负债所承担的利息支出在计算所得税时,享有不同的税前扣除比例:

第一类是专款专用的专项债务,比如铁路、公路等项目的银行贷款,此项债务的利息可在税前全额扣除;

第二类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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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发布了一份名为“企业债务——如何应对过多的杠杆”的报告。这份报告研究了过去二十五年里二十多个经济体的企业部门债务问题,该报告的发现包括:

新兴经济体的企业部门债务与GDP之比上升了15多个百分点,而在发达经济体上升了10多个百分点。尽管存在这些增长,但新兴经济体的平均企业债务与GDP之比仍低于发达经济体。这一发现与IMF最近的研究结果一致,该研究结果发现,自危机爆发以来,新兴市场经济体企业债务的增长速度快于公共债务的增长速度,并与国内私人银行贷款的增长密切相关。

在高收入经济体中,企业债务与GDP之比最高的是美国和加拿大、欧洲(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士和英国)和日本。在美国、加拿大和瑞典,非金融企业在过去五年中偿还了债务,而在日本、瑞士和丹麦,债务与GDP之比下降仅仅是因为国内需求增长强劲,企业收入稳定。

尽管中国企业的债务增长速度非常快,而且中国企业的债务与GDP之比很高,但中国的公司债务大多为国有,这与新兴市场经济体或发达经济体中私人公司的债务所构成的风险不同。事实上,根据麦肯锡公司的数据,中国国有企业的杠杆率(债务与资本之比)约为160%,而私营企业的杠杆率为110%。此外,国有公司通常可以获得较低成本的借贷,并获得补贴。

IMF工作人员强调,私营公司债务过高应被视为金融风险,而国企债务过高应被视为财政风险。

全球企业债务的增长是经济增长驱动的贷款增长的结果。许多经济体的企业债务增长,是经济复苏、银行信用和企业盈利能力正常化的副产品。因此,虽然企业借贷的加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复苏,但过度借贷仍然存在风险,需要密切关注。

企业债务的增长主要由高收入经济体的更年轻企业推动。随着经济复苏的进行,借款主要由小企业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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