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外来工赶走了多少？
这个问题问的好！ 首先，上海从来就不缺乏劳动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从全国各地来的知青和后来引进的海外劳动力都解决了上海的就业问题（这里的就业是指工业系统的正式工，不包括农民）。当年为了安置这些劳动力，甚至专门组建了“上海第五工厂”，即现在的“上海机电设备成套有限公司”。
其次，改革开放后来自乡镇企业、农地的剩余劳动力的压力再次向城市倾斜。作为全国第一个实行房租改革（由成本定价改为市场定价）的城市，上海在八十年代初的房价还不算很高。据统计，到1984年上海全市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23平方米，比1978年增加了5.9平方米。但与此同时，城市人口密度却高达每平方公里6900人，远高于其他城市。如此高的人口密度加上有限的房地产供给使得上海始终处于“无房可住”与“住房紧缺”的边缘。无论对于本地市民还是外地务工者来说，解决住房问题都是燃眉之急。无论是国家还是上海市政府都多次号召职工“买房要趁早”。而对于外地务工者来说，上海市规定凡是交纳三个月社保金即可申办上海市居住证，而拥有此证就可以申请经济适用房或廉租房了。当时很多外省市来沪务工人员纷纷选择交满3个月社保就落户上海，就是为了解决住房困难的问题。
根据《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5》，2014年国内流动农民工规模达到2.74亿人，其中，在直辖市就业的农民工人数超过2100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7.8%，这个数字比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四市常住人口总和的五分之一还要多。
在一线城市工作的农民工选择回到二三线城市买房定居，是“返乡置业潮”的一大成因。中国指数研究院监测的25个重点二线城市中，接近一半的城市春节期间成交同比大幅增长，尤其是中西部城市，如武汉、南昌、郑州、重庆等增幅在2倍以上。报告称，春节前后返乡置业潮的规模在逐步扩大。
“在一线城市工作攒下的买房钱，回二三线城市，可以买一套房甚至两套房，这是很具诱惑力的选择。”在上海做建筑工人的农民工王林(化名)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在二三线城市，房价上涨的速度和幅度与一线城市相比相去甚远。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5年广州商品住宅均价为15494元/平方米，成都为8927.59元，昆明为7841.5元，大连为7410.66元。这意味着，同样一笔积蓄，在不同城市能购买不同建筑面积和质量的住房。
在北京读大学的山东人小刘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自己周围的同学中，有很多在一二线城市做起了“洗脚上田”的生意。“他们在二三线城市里，靠着一线攒下的‘第一桶金’做起了商贸生意，开起了小公司。”
除了在一线城市务工，一部分有经济实力和文化水平的农民工，选择在二三线城市买房定居或是投资创业。从2013年开始启动新型城镇化进程以来，棚户区改造、中西部地区交通和基建项目建设提速，加之大城市虹吸效应的影响，更多人选择在此类城市寻找工作和安居乐业之地。
数据显示，2014年，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人数将近8372万人，其中在直辖市就业的农民工人数超过1068万人。而2013年东部地区和直辖市就业的农民工人数分别为8594万人和1036万人。
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外来人口定居二三线城市，将推动这些城市的住宅价格坚挺。然而对北上广深而言，随着外来人口的向外转移，核心城市高房价的支撑力量将被弱化，在一定程度上缓减这些城市的人口和房价压力，为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谋求更多空间。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规划研究部主任文辉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
然而，北京工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科技委员会主任张震对本报表示，外来人口的返回，并不会对大城市房价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而是对住房需求端的暂时性缓减，从长远来看，大城市房价的增长趋势是不可逆的。
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在外出农民工中，从事住宿餐饮业的农民工比重为3.7%，比上年下降0.2个百分点。文辉称，住宿餐饮业吸纳的流动人口减少，说明在北京等大城市，像7-11这种跨国便利店和本土便利店、本土餐饮店在逐渐取代小商贩，外来人口的就业层次在上升，“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趋势”。
文辉表示，“从全球大城市的发展规律来看，人口流入流入和流出是常态，在大城市获得充分经验之后，一部分人选择回流到家乡，进行消费和投资，这是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必然呈现的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