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中国治乱循环吗？
首先，中国不是治乱循环。 中国是，且仅仅是，皇权专制循环。 西方所谓的民主制度，在历史上也出现过暴民政治、法西斯主义，只是相对中国来说更晚一些。但到目前为止，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民主制度仍然比中国人多享受了接近200年的和平与稳定，尽管这200年并不太平。
其次，西方国家并没有出现类似中国的王朝末年那样严重的流民问题和社会崩溃现象，其原因就在于此——无论皇权如何加强，它无法消灭封建地主和资产阶级这些社会阶层，也无法从根本上消灭贫富分化，因此就必然导致社会流动的反复。而中国直到改革开放40年才完成了从农国向工商国的转型，在此之前无论是造反还是当官都是有限度、有门槛的——地主阶级通过科举、捐官或者继承祖业的方式成为地主，同时拥有一定数量的自耕农；士绅通过对知识的垄断获得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同时享有一定数量的贫民；而平民百姓通过努力拼搏和运气好的方式，也有可能当上地主或者士绅……这种循环往复的社会变迁导致了阶层流动的出现，虽然这种流动性相比西方更加缓慢，但它的确是一种“向上”的流动，是对于中世纪封建制度的一种进步。而这种良性循环的出现，基础在于社会的分层。
第三，为什么中国的皇权能够比西方更加强大？原因就在于中国从秦汉以来就建立了超国家的官僚体系，而这套体制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不需要依靠宗教或民族来凝聚国民、动员力量，而是依靠血缘关系，以家庭为基本单位，自上而下层层控制。因此在遇到外敌入侵的时候，这种体制天然具有集权优势——皇帝一个人就可以做出最有利于整个帝国的抉择，而不是像西方那样各自为战，互相拖后腿。当然，代价就是内部矛盾会被放大，改革会更困难……
古希腊古罗马国家，在整个古代的发展模式中，是一个特例。罗马共和国在结束三世纪危机之后，转向帝制，然后转向晚期帝制，从晚期帝制向封建转化的转型，基本上没有完成，就被外族征服所打断了。这其实是典型的外族侵入促使原有古典文明向以古典文明为底子的特殊中世纪转变的模型。如果罗马帝国在三世纪危机中没有遭到这么多民族大迁徙浪潮的冲击，完全有可能自行向封建制转化，然后建立新的世界帝国。
印度是一个比较小的陆权国家，和中国类似但是疆域更小，和中世纪之后的欧洲类似，都是中央政权式微而分裂的地方化自治，没有一个强大而稳固的中央政府，也就不存在中国式的治理周期律，从大一统天下到天下大分裂再到下一个大一统天下。
中国、中东都是大范围的以农业为主，游牧与农业的边界也非常清楚、不重叠，中原与游牧民族的战争不可避免，游牧民族的战争属性和生存特性，决定了它们的军事力量非常强劲，因此对中原具有很大威胁。
中东国家的兴衰更替，完全是政治军事团体更迭的结果，王朝兴亡和中原一样遵循着周期律，但是这个周期律是小尺度的，从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创立到阿拉伯帝国灭亡，中东始终是游牧民族军事政权统治农耕民族，农耕民族的反攻始终失败，到近代也不例外，伊朗的两次现代化始终没有把游牧军事集团改造干净，结果都失败了。中东的农耕民族只有走东方专制主义道路，才能够有效地抵制游牧民族，所以哈里发制度下出现了大规模的东方化和专制主义，穆斯林农民的抗争最终被镇压，中东也彻底变成游牧民族的天下，伊朗和土耳其是如此，阿拉伯国家也是这样，伊拉克也是这样。
日本的治理周期律是从大名割据到幕府中央集权到大名割据再到幕府中央集权，之后进入现代国家统治模式。日本虽然是岛国，但是日本岛面积太大、海岸线太平直，和大陆接触太过频繁、太过密切，日本史前早期文化与大陆是平行发展的，但是一旦进入青铜和铁器时代，就完全处于中日文化交流的阴影之下，中国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是决定性的，日本和大陆民族之间也爆发过许多战争，日本也面临外御夷狄的问题。
中美洲有玛雅周期律和阿兹特克周期律，但是它们距离我们实在是太遥远了，我们已经搞不清当时具体是怎么样的周期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