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策还能走多远？
这个题目太大，我谈谈我的看法。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一个概念，什么是“政策”；其次，我们讨论的“中国政策”是指什么——显然并不包含依法治国、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等这些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制度设计。 当我们讨论“政策”的时候，要加上定语——“政府的政策性干预”。也就是说我们谈论的“政策”实际上是政府为了实现其宏观调控目标而采取的可调控政策。
政策是相对于法律而言的。政策具有主观性、客观性、历史性、可塑性……等等特征。 而法律则是社会生活公认的行为准则或底线。立法的过程就是各种利益冲突与均衡过程的表达或者说是法律条款的历史呈现过程。
从这一层面说，政策与法律的关系实际上类似于数学中函数与方程的关系（或者说函数的不定积分）：有函数必有相应的一个确定的值用函数表达，但求出函数中的每一个值却需要无数次的实验与努力。反过来也一样，任何一道确定的函数都可以通过无数个变量值的累加求和得到。 所以，政策与法律可以说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侧面，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既然政策和法律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我们就应该区分不同的情况分别对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应该尊重法律的权威和尊严，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办事；但是，在极端的情况下，为了挽救危急状态下的生命和健康、为了实现社会的公正和公平，可以而且应当打破法律规定的限制，实施政策的干预。
那么，为什么一定要坚持法治而不是人治呢？我想起一句名言：“自由并不是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你不因他人的违法或不当行为而遭受不可控制的损失。”——这句话似乎更适合作为回答“为什么要法治而不是人治”的语句。
在经济出现危机的前夜，一些国家和政府，开始思考如何以一种更加理性科学的方式解决民生的问题，而在中国，却开始思考如何更加安全地制造更多的贫富悬殊！
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说，“一个社会所造成的不平等程度，是这个社会创造的财富总额的直接函数。造成越来越多的不平等现象是经济成长的必然结果。因此，一个社会越是不平均，这个社会就越是富足，越是平均，这个社会就越贫穷。”
这恰恰是中国政策所追求的理想！弗里德曼的这段话，从西方人的价值观的角度来理解，是正确的。因为在这个价值观的世界里，人生，从来都只是为了金钱而来！他们认为，造就社会富翁越多的国家，才是他们眼中应该存在的理想国家。于是，“造就富翁和贫民，”成为了21世纪政府和国家首脑的共同责任，中国，走在了前面。
如果说在中国做民工，是因为你的智力缺陷或者没有足够的大学文凭，因此才低人一等。那么，为什么在北京上海工作的白领，仅仅因为不是当地户口，就被界定为低人一等？他们辛辛苦苦地在当地工作了一辈子，最后，要回到遥远的另外一座城市养老，为什么？
政府在用什么价值观来制定这些政策，为什么要这样做？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制造贫富悬殊！中国不缺少造就贫民的方法，缺少的是如何让贫民变富的方法。中国政府造就民工，让他们在最需要他们的地方不能享受应有的权利，这是多么的划算和理智的做法。
政府不遗余力地在造就大款的时候，在造就白领的时候，在造就干部的时候，在造就公务员的时候，在造就贫民的时候，却在极力地压制着社会的活力，和人性发展的自由。用一种荒诞的户口制度和其他各种法律，来阻止贫民们变富的空间，从制度到法律，从观念到人生哲学，把人们控制在一个封闭狭小的圈子里，不得越雷池一步！
而这些，我们还都在以一种愚昧的方式继续传承和发扬，而这些，就是我们21世纪的生产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