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中等收入陷阱吗？
先引用一句《礼记·中庸》中的话作为引子，“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 这句话的意思是：要行大道，就像走远路，必须从近处起步；要登高山，一定要选择一个低处的地方作为起点。 为什么要用这句话来作为引子呢？因为我想说明一个道理，解决经济发展问题的路子也是类似的——必须要从小处入手。
现在中国所处的阶段就是发展中出现中收入陷阱的前兆了，各种社会矛盾多发且难治，所谓“水浅而鱼困”就是这个意思吧。 造成这些矛盾的根本原因就是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所以解决问题的根本也在这里。但是，如果像某些经济学家所主张的，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让宏观经济在短期冲击下跨过中等收入陷阱，那只不过是缘木求鱼罢了。
宏观政策调控的作用是有限的，而且越到后期效果就越差。因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的是总需求，而经济的本质是供给与需求的平衡，货币政策调节的总需求量不可能完全替代供给端的不足。而且在宏观需求达到一定水平后，进一步刺激的需求大部分将被通货膨胀所吸收，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是供需两端同时发力——既要扩大产能，又要降低成本；既要增加收入，又要缩小分配差距。 但是，产能不是说说就能增加的，它需要时间、技术和市场等诸多因素的配合才能落地；收入和分配改革也不是轻轻松松就能解决的，它面临的问题和产能一样多甚至更多。所以，我们看到在很多领域出现产能严重过剩的同时，很多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并没有得到明显提高。
其实，产能过剩是有可能自己慢慢消化掉的，收入增长也有可能会靠自己努力获得提升（比如通过辛苦工作来换取更高报酬），但如果出现通货紧缩，一切都会向前看，过去所有的积弊都会变得难以解决。所以，我们在对待经济问题时，不能就事论事，而要放眼长远。不要害怕改革过程中的阵痛，而是要预防更可怕的通缩之痛。
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4000到10000美元的区间时，有可能突然进入经济停滞状态，既无法继续保持快速的经济增长，也无法享受高收入国家的福利和富裕，出现这种情况就进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在中国城市化、居民收入分配、环境保护等方面还不尽人意，一些国内问题积累已久亟待解决，人们担心中国也将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但是，这种看法恐怕过于悲观了。因为我们必须看到：中国作为一个发展非常不平衡的大国，不仅存在许多中等收入的城市与地区，而且还有大量的低收入甚至贫困的城市和农村。因此我们虽然有一些城市进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但作为“发展非常不平衡的大国”却不会进入这个陷阱。相反，大城市与中等城市发展带来的繁荣和困难，将有助于带动中等收入、低收入和较低收入的群体与地区的发展与脱贫。
以大城市、特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为驱动力的中国经济，将带动相对落后的地区发展，使得作为“大国”的中国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此外，中国是一个具有“大国效应”的发展中国家，不仅国土辽阔、人口众多，而且地区差异、城乡差异也很大。因此，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上有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内需市场”，这又给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其他国家难以具备的“大国优势”。同时，由于具有不平衡发展的特点，中国不同区域可以实施差异化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措施，例如，东部沿海地区和大城市可以加快调整经济结构并着力发展新兴产业；中西部地区和中等城市仍可以从劳动密集型等相对低端产业着手发展经济。这种“多元发展”战略也有助于规避“中等收入陷阱”。
再有，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具有“制度试验”优势。我们不仅可以借鉴其他国家调整经济结构、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而且还可以在一些地区、一些城市先行“试验”调整转型，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再做推广。这些都有助于我们突破增长瓶颈、规避新的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