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欧债吗？
中国的债务与欧洲的不同，不能简单类比！ 有人将中国目前的债务同2010年前后欧洲的债务进行了比较。当时希腊的债务水平已达GDP的150%，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的债务也都高达GDP的80%以上；而中国当时的债务率（政府负债/GDP）仅为36%。有人得出结论：中国面临严重的“债务危机”风险，应提前采取应对措施。 这个比较是不恰当的。因为中西方的经济体制不同导致债务形成的原因和性质完全不同。
首先，中国是地方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经济发展是靠投资驱动，投资的主要来源就是银行贷款。在宏观经济下行，企业利润率较低的情况下，信贷资金的边际效率就很低。为了刺激经济，央行实施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了货币供给。从2009年起，M2的增速连续4年多保持在两位数。充裕的流动性推高了资产价格，也使得企业的融资成本下降。但宽松的环境并没有带来企业盈利能力的提高，企业的经营业绩并未有显著改善。宽松的货币政策降低了银行的信贷风险厌恶，但是企业经营效益的提升却没有带来企业还款能力的提高，于是银行就把希望寄托在了政府身上——政府作为最大的国有企业所有者，有能力并且也有动力通过加杠杆来扩大财政支出，推动经济增长。于是，在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下，政府的负债率迅速上升。
其次，中国债务形成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实现收入分配均衡而实施的政策。在我国GDP的增长主要是依靠投资驱动的条件下，投资的主要部分是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工业项目，这导致了产能过剩和结构失衡。为了弥补这部分损失，税收政策向居民倾斜，以增加低收入群体的财产性和经营性收入。然而，这种收入分配再平衡的策略并不能在短时间内得到显效，政府为了实现长期收入分配目标而负有继续加大公共支出的义务，从而增加了政府的财政负债。
最后，中国的债务形成还有制度性因素。目前中国政府和企业负债都是以人民币计价的，而居民部门负债则是以外币负债（主要是美元）为主。由于汇率制度安排，外币负债相对较少，而且大多是以房地产抵押贷款的形式存在的间接融资，资产负债表被隐匿在当地企业里面，不会体现在宏观数据中。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负债，名义利率都是按照央行规定的存款利率或者贷款利率计息，而实际上很多负债都是按照汇率的波动幅度支付汇兑损益。在当前央行降息降准的空间有限的情况下，未来中国的宏观债务负担的化解可能只能通过汇率调整来实现，也就是必须允许本币升值，或者说外币贬值。这又会带动通胀上升。
总之，与欧美债务成因迥异的中国债务，是不能简单用欧盟国家的经验来进行预测和分析的。而且，如果未来中国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甚至主动贬值外汇占款，都有可能迫使非金融企业加杠杆，进一步推高债务规模。
希腊债务危机自2010年至今，已进入第五个年头。这场危机不仅导致希腊国内经济形势恶化、民众生活困顿，也给欧元区、欧洲乃至世界经济蒙上了阴影，更使得中企在希腊投资面临巨大风险。
作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德国在希腊问题上具有较大影响力，对于希腊债务危机问题及中企在希腊投资风险问题如何看待，带着这些问题，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了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丹尼尔·格兰瑟博士。
中国经济时报：德国有能力继续救助希腊以及希腊有能力建设一个自给自足和运转正常的经济体制吗？或者德国能否有能力建议希腊政府，使其不要采取损害市场的经济政策？
丹尼尔·格兰瑟：对希腊的未来能力提出怀疑的看法，实际上是对欧元区的怀疑，这不仅适用于德国，而是同样适用于欧元区全体成员国。然而，欧元区各国国内对此问题的观点却存在较大分歧。欧元区的南部成员国往往将欧元理解为一个政策和福利工具，而北部国家则将欧元仅仅视为一个货币工具。因此，德国国内公众意见多是质疑希腊继续得到救助的能力，德国的政客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国内的公众呼声。然而实际上，德国政府也认为，欧元区对希腊的救助不仅是道义责任，而且也是经济利益。因此德国政府认为，救助希腊必须建立在希腊遵守相关财政约定的基础上。
对于希腊政府，目前最重要的不是接受建议，而是承担起其政治和经济责任，并尽最大可能执行其财政紧缩承诺。尽管如此，希腊政府仍应重新评估其财政紧缩方案。目前希腊经济已陷入恶性循环：经济衰退导致政府收入减少，进而又需要加强财政紧缩来实现财政收入目标，进一步导致经济衰退加剧。希腊政府应重新调整经济复苏战略。希腊对欧盟而言，可能并不是一个如此重要的投资市场，但希腊对国际投资者而言，可能是一个有吸引力的避之风险市场，因为希腊具备良好的技术工人、旅游业发展潜力等。同时，希腊也具有提高其投资可获得性的潜能。
中国经济时报：德国是否有可能对希腊政府的经济政策实施控制，使其政策符合欧盟法律及市场规律？德国与欧盟其他成员国是否能够承受这些财政政策？
丹尼尔·格兰瑟：德国和其他欧元区成员政府当然会向希腊政府建议其经济政策应符合欧盟法律及市场规律，但这并不意味着“控制”，因为欧洲政治体系的结构仍是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在这一结构中，政治政策的决定权仍在主权政府手中，外部建议至多能对内政的实施产生约束作用，但不能替代或控制政府的决策。
对欧元区各国政府而言，希腊问题是一个巨大的财政负担，因为欧元区成员国是以担保形式参与对希腊的财政救助的。对希腊政府而言，其面临财政紧缩政策执行不力可能被排挤出欧元区的风险。因此，从财政角度而言，欧元区各国政府承受了较大压力，但并不是不能承受；另一方面，对希腊政府而言，执行财政救助协议是有利的，尽管可能短期内会承受痛苦。长远看，紧缩政策有利于希腊重返国际资本市场。
